上學期藉由課程的安排看了李昂的〈彩妝血祭〉和節錄之《自傳の小說》，對於李昂的作品產生了興趣，暑假有機會再看了她的《殺夫》和《北港香爐人人插》，發現她的作品對於思考台灣的父權社會有很大的幫助。
李昂的作品以台灣為背景，這是我所相對熟悉的。比起國外的翻譯小說，我較能李昂作品的脈絡。《殺夫》處理了受暴婦女的艱難處境，《北港香爐人人插》更進一步探討本土政治解放運動和性別關係其間錯綜複雜的矛盾：本土政治解放運動所構築的解放統一戰線，是否排除了拆除性別違建？
《北港香爐人人插》之中有四篇短篇小說，分別是〈戴著貞操帶的魔鬼〉、〈空白的靈堂〉、〈北港香爐人人插〉和〈彩妝血祭〉。〈戴著貞操帶的魔鬼〉中「哀傷的國母」，被要求為坐牢的丈夫守貞，甚至必須不問妻子本人意願地被迫「代夫出征」。「哀傷的國母」是一種強加的道德光環，但同時也是束縛，這使她「失去所有的情愛、性與家庭婚姻」[1]，反對運動者只要求她以大局為重，替本土政治解放運動出一口氣，何嘗關心其基本的身心需求遭到嚴厲的剝奪？其次，從外觀上來看，女性似乎藉由「代夫出征」參與政治了，但女性終究是代替男性－－只因為男性暫時不方便從政，才由女性暫代。她是他的妻子，她在政治上的建樹仍歸諸於他。
〈空白的靈堂〉更清楚揭示了這個矛盾。身為政治受難者之妻的林玉貞（一如其名被要求玉潔守貞），被反對運動拱上神主牌位，成為「添進嫂」。林玉貞再也不是她的名字。即便丈夫生前外遇，這種守貞仍然被反對運動者視為必要的。
「吳添進」在一個大的「被壓迫的台灣人」集結的悲情下，所有的醜聞除非親眼目睹，否則即容易被認為是有關當局為打壓蓄意栽贓、抹黑。[2]
追究與譴責丈夫外遇的必要已為「『被壓迫的台灣人』集結的悲情」所掩蓋，從這層角度觀察，本土政治解放運動無疑是默認父權體制剝削女性情感的合法性。本土政治解放運動意識到外來政權的壓迫，但似乎對父權的壓迫冷感。
〈北港香爐人人插〉探討「用身體換取權力」是否可以作為女性和父權體制鬥爭的手段和策略。
「她一但得了性病，搞不好還是AIDS呢！不是更好？儘管讓她去睡國民黨的人，只要讓黨內當權人士一一得性病，國民黨不就垮了？」[3]
「用身體換取權力」是一種基進的行動，以父權的方法擊潰父權，還是落入陷阱、下意識地向主流靠攏？李昂認為，這種策略可能落入父權體制的陷阱，她這部小說即意在批判此種類型的女性政治人物。[4]
在父權社會之下，除了女性備受壓迫之外，同性戀也是一個顯著的焦點。在反對運動社群，同性戀仍然備受打壓，是一個「不名譽」且「自毀前程」的事。〈彩妝血祭〉中，長期為民主運動奉獻政治犯遺孀「王媽媽」，「代表勇敢、堅持、無私和愛」，反對陣營因此認定王媽媽不可能有一個同性戀的兒子，她「怎能與此不名譽的事相關聯？」。又王媽媽的兒子是一個正「嶄露頭角的內科醫生」，也不可能做出「自毀前程」的事。[5]這完全暴露本土政治解放運動在性別面向的保守。訴求推翻威權政治的本土政治解放運動，其本身也需要解放－－一個除父權之魅的過程。
本土政治解放運動所構築的統一戰線吸納了許多社會運動，而在這其間，揭露父權體制真相的女性主義運動身處尷尬的位置。一如存活了數千年的父權體制一般，大部分的解放運動基本上仍由男性操持，女性主義不可避免地遭受邊緣化的處境，女性的參與亦淪為「給男同學倒茶、準備吃的」[6]，無法有意義地參與或領導本土政治解放運動。
威權時期的執政黨和反對黨在意識形態上有著極大的分歧，但他們的共享價值似乎就是父權體制。當反對黨指控執政黨是十惡不赦的壓迫者，誓言解救被壓迫的人民，他們是否注意或反省自己也可能是個壓迫者？亦或在「『被壓迫的台灣人』集結的悲情」下，所有的不義就一筆勾銷了呢？
[1] 李昂（1997），《北港香爐人人插：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》，台北市：麥田，頁69
[2] 李昂，前揭書，頁95
[3] 李昂，前揭書，頁157
[4] 沈國屏、吳燕玲，〈北港香爐引發兩個女人的戰火〉，《新新聞》，網址：http://www.new7.com.tw/journal/weekly/old/543/article040.html，檢閱日期：2010年9月1日
[5] 李昂，前揭書，頁203
[6] 李昂，前揭書，頁1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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